日常生活中的文明
　　在法国留学的日子里，有很多事常常令我这来自“礼仪之邦”的炎黄子孙感到惭愧和不安。记得刚到巴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上完法语课，  已经九时多了。像往常一样，我走进了地铁的站台。坐三号地铁转四号再转十三号到巴黎南面终点站，出了站台就到我的住所了。在站台里，我等了好一会；感觉情况有些异样，因为在往返的站台上都空无一人。肯定有些什么问题1我急忙走出站台，走上马路，找了个路人问个究竟，才知道那天是巴黎地铁大罢工，全部地铁停止运作。这下我可为难了，可一转念，地铁罢工，可能还有巴士!于是又匆匆赶到巴士站。巴士站上早站满了人，我在人丛中站了半天，看看表已过了11时，心里不觉着急起来：说不定巴士也罢工了。人们慢慢地离去了，巴士站渐渐地空了下来，最后只剩下4个人：一个法国人，一对黑人青年男女和我。大家正焦灼不安地等待着。这时，一辆小车在我们跟前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一个黑人。他探出头来和我们打招呼，问我们要到哪里。法国人和那对黑人青年上前去和他交谈了几句，上了车。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出租车”，他的车上又没有出租车的标志；如果是朋友，看来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再加上是在夜里，我不由得心存戒备，站着没有动。那对黑人男女中的女青年刚才曾和我说过几句话，现在见我不动，便冲着我叫道：“你也上来!”我在犹豫中壮了壮胆，上了车。心想：大不了下车时给你车费，我身上没带多少钱，谅你也奈何不了我!开车的黑人问明了我的地址，我住的地方竟和他们三人要去的不是同一个方向。黑人说；“我先送你，然后再送他们。”车子在黑夜里飞快地走了三十多分钟，一直开到我的住所门口。我连忙下了车，脚踏着地心里才觉得安稳一些。我向开车的黑人递过钱，算是“的士费”。不料那黑人微笑着摆了摆手，意思是说：“不必给钱。”这意外倒使我不安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我用法语说了句；“你真友好！”他笑笑说：“谢谢!”，是他义务送我回家，还说“谢谢!”看着车子走远了，我心里想，这里也有“雷锋”！而且是黑色皮肤的“雷锋”，现代化的“雷锋”。另一次也是在深夜，听完一个在巴黎圣母院广场上举行的露天音乐会，已  是半夜一时多了。这时什么车子也没有了，我决心步行回家。算了算路程，大约要步行两小时，到家应是凌晨三时多。平时是坐地铁或巴士，要步行还真的不  懂路。走着走着便迷了方向。幸好一栋房子前面有个法国男人在自己的车子上正摆弄着什么，我过去向他问路，他二话没说，招呼我上了车，迳直把我送到家门口。给他报酬，他怎么也不肯要。这些好心人是谁?他们姓什么?我不知道，在黑夜里，甚至连他们的脸孔我也还未来得及看清楚。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他们也不知道。然而他们却义务地为我做了那许多的事。在“拜金”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却常常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人情味。如果说，前面这类事情毕竟不常见，那么在旧常生活中却更能说明问题。比如人们乘巴士，乘地铁，都从不争先恐后，即使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人们鱼贯而入，也绝无爬车推挤的事发生，更无恶言相向；巴黎由于冬天风大及室内暖气的缘故，所有商店、地铁出入口，乃至住屋，大多用弹簧门，人过去后，门便自动弹回。当人们进一道门时，前面过去的人总是把门拉着，让后面紧接着过来的人接手后，才放手，以免门弹回去打在后面的人身上，而后面的人会说声：“谢谢！”人们在学校里、公寓里、楼梯上、电梯间里相遇，不管认识或不认识，会说声“先生您好!”“女士您好!”总是如此。在公共场所里排队，没有人会在你前面插队；在博物馆或展览会上看展品，没有人会挡到你的前面只顾自己欣赏；即便是一颗烟蒂，人们也往往不惜走十余步，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在餐厅用膳，人们说话的声音往往低得对方仅能听到，很少大声喧哗影响别人。一位旅居法国的华侨对我说：如果在餐馆吃饭，你听到有人大声讲话，那多半是中国人，我观察了好几次，果然如此。还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看到两辆小车相撞，前面的车给后面的车撞得凹了一大块，这两辆车子一前一后地停了下来。两位车主也先后下了车，走到一起研究伤情，然后在一迭纸上写了些什么，随即各自上车离去。我觉得有些纳闷：车撞成那个样子，车主居然可以不生气，临别时  还说声“再见”。这样的事，如发生在中国，发生在广州，即使不大动干戈，也非吵个你死我活不可。回到住所，我问房东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因为所有的车都是买了保险的，受害汽车的保险公司自然会向受害车主赔偿。尽管如此，手续仍很麻烦，而且要等上好几个月甚至一二年才能解决。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良好的修养和相互尊重的精神，那是难以做到的。文明的社会风尚，在人们长期生活中已成为一种相约的规范，人们在这种规范的氛围里生活和工作，这便是我巴黎的最深印象。
　　　　　　　　　　　　　　　“洋插队”的辛酸
　　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一句自嘲的话，叫“洋插队”。“插队”者，上山下乡当知青之谓也。这种“洋插队”，  以及当年当知青上山下乡的“土插队”，两种“插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都经历过。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在金钱物质的回报方面，。“洋插队”比“土插队”大为丰厚，起码维持不算很差的生活不成问题，在精神上和人的尊严上，“洋插队”却经受更为深层的冲击，有一位四川某大学来的公派访问学者，有50岁了，是位数学专业的老讲师。为了省房租，搬来和我合租一个房间。来法第一年，他在学校里度过了他的全部时间，第二．年，每星期到学校去几次，其余时间便到一个鞋厂打工，糊纸皮。他告诉我，他打工时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坐在一块，尽管他拼命工作，每月的收入仍只和这小孩一样多。我的这位老兄虽然满腹学问，博古通今，而手脚并不算很灵巧，凭手脚挣钱，自然比不上那小孩了。他每天早上七点多去上班，路上花一个小时，晚上十时多才回到家。每天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每当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总是捶着自己的腰唉声叹气。看他累成那样子，我劝他别太拼命了，要注意身体，如果把身体累坏了，回国后如何去搞事业呢?他回答说：“我们在国内收入不高，如不挣点钱回国去，那么就需为经济操心、劳碌，又如何能安心搞事业呢?”听后，，我不觉黯然。我也是个知识分子，对他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我何尝又没有同感呢！
　　我是个画家，  自然也特别关心留欧艺术家的境况。第一天上法语课，法语老师就问我：“你在国内是干什么的？”“是个画家。”我回答说。她有点不以为然地说：“在我们这里，画家既无地位，也不富有。”这话听来有些耳熟，那是1987年我随广东美术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一个美国人对我们说过类似的话。确实，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所了解到的艺术家的生活确实不轻松。一般画家办一次画展，得准备很长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而展览能卖出几件就算不错，卖出的钱还要与画廊对半分成，有的还要画家自己负责开幕酒会等费用。因此，画家光靠办画展卖画赚钱生活不容易。由于经济不景气，巴黎的画廊也在几年间关闭了四分之一。据说，有些画廊老板还得另有兼职，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们既不愿放弃艺术，又不愿生活无着，故不少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想办法挣钱生活，另一方面挣钱之余继续搞艺术。挣钱生活的方式很多•，有打工的，有逮着什么干什么的。•到了旅游旺季，更多的是拿起画夹、小板凳到街上去为游客画像。画家们出动最多的一天，我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大略数了一下，光中国画家就有三四十人，加上少数阿拉伯人和东欧人，一眼望去，浩浩荡荡，比游客还要多。为什么在街头画画能吸引那么多画家?其原因就是收入不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干什么能比在街头画画更能挣钱？确实是这样。这些中国画家中大多数是国内美术院校毕业的，扎实的写实功夫帮了他们不少忙，原来有些在街头画了多年的欧洲画家，最终被中国人挤走了，就是因为写实功夫不如中国人(当然，这里是指街头画家这个层次上说的。在专业画家中，有不少欧洲画家具有极强的造型能力和写，实功夫，这些画家一般是不会在街头画画的)。那么，街头画家的收入到底如何呢?画一个素描头依收费在100—200法郎之间(约合港币150元一300元之间，听说后来还长价了)。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下来的收入可超过一、二千法郎。超过二千法郎便被喻为“超双纲”了。不少青年画家一年的生活费，就靠五月至九月的旅游旺季在街头画画所挣的钱维持，其余的大半年,就各自搞各自的了。在街头画。画，钱是比干别的活挣得多一些，可是个中的辛酸，却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且不说风雨中的颠沛流离和烈日下的汗流浃背以及在街头饥餐渴饮、流连劳碌之苦，更有甚者是精神上和自尊上的创伤。街头画家之间常发生如抢生意之类的帮派纷争以及为躲避警察追罚的落魄逃遁。不管你在国内是多有名气的大师，或是资格多深的教师，只要你一坐在街头的；卜板凳上，那就“人人平等”地向游客们拉生意。为了揽生意，中国画家与外国画家之间，中国画家之间常有纠纷，轻者漫骂，重者诉诸武力，看到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人为了生存相互倾轧，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逃避警察的追罚，是极为狼狈的事。画家们随时都像警惕的小兔一样，只要远远看到警察的影子，马上就收起画具逃跑。无论多么慢性子的人，此时都会有超水平的表现，手脚快捷到了赣峰的状态。跑得慢的给警察逮着，轻者交出身份证被记录下身份证号码(据说，此举对以后办居留有所影响)，数日后，便会收到警察局寄来的千余法郎的罚款单，重者会被当众带往警察局，被视与偷扒抢砸者同类，在警局蹲上数小时，才开始有警察对你盘问、记录、罚款。此时此刻，你大概已丝毫不会再感到艺术的伟大和艺术家的高尚了。有趣的是，那些正在坐着被画的游客，往往站在同情画家一边，会跟着画家一起跑，直到风波过后，再坐下来继续当模特。
　　　　　　　　　　　　　　　求乞者与恶作剧
　　人称“花都”的巴黎，其实花并不比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城市更多、更漂亮，而满街狗粪却是名不虚。只不过城市管理得好，狗粪不至成患罢了。其实除了狗粪之外，巴黎的人尿和乞丐之多，却鲜为人知，在巴黎的大街，卜巷，时有人面壁而尿，令行人侧目，巴黎乞丐之多，我想也可说是欧洲之冠，我游历欧洲数国，还未见出其右者。其实，求乞者未必都很穷困，有些人是因为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毫无约束的生活方式。据说，有些失业者，一面领取政府的救济金，同时在街头行乞，经济收入决不在一般人之下。不管怎样，终究是行乞者甚众，有碍观瞻。公众广场上。地铁里，你每天都会遇到数次乃至十数次行乞者伸过来的手。或施以一枚硬币，或回绝，悉听尊便，而这些行乞者大都十分文明，极少强索或耍赖皮，施舍于他，他会礼貌地说声“谢谢”，如遭婉拒，也不会死缠烂赖，随即掉头离去。
　　当然，在巴黎的生活，也时有遇上意外不愉快的事。法国有不少免费的法语学校，顾名思义，在这些学校里学习法语是免费的。教员的报酬和教学的费用据说是由政府拨款和一些团体、机构资助的。法国人非常注意自己民族的文化，包括语言在内。政府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居留法国的外国人普及法语。我也每周两个晚上到一个法语学校学习。这天晚上，我们照常卑课。上课不久，我忽然感到咽喉有些不适，鼻子不舒服，眼睛里泪水也要流出来。我以为自己病了，开始不大在意，但越来越不对劲，这时有人大声呼叫：“毒气！快走！”外面正下着小雨，人们一涌而出作鸟兽散，各自找地方避雨去了。我和法语教师等几个人把教室的窗户全部打开，好让毒气散去。这样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气味散尽，大家又重新回到教室来上课。原来，这个教室临近大街，有些捣蛋的半大孩子悄悄地从教室靠墙脚的气窗塞进轻度毒气弹，弄得教室上不成课。像这样的事已不止发生过一次，校方曾与警察局交涉，也无济于事，最后不了了之。这次又闹剧重演，一场虚惊之后，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像这样的事，不要说国内的青年学生未见过，即使是资深学者，恐怕也是闻所未闻。